相比之下，洪秀全其实远没有林清的天分和才干，所以他的事业起初远不如林清之顺遂。

    他首先在自己的同学中传教。由于他的成绩在同学中算拔尖的，所以他在同学中还蛮有威信。加上道光十八年的那场大病尽人皆知，所以他说动了同学冯云山和堂弟洪仁玕。

    然而，再往下，他的事业就难以为继了。官禄布附近的人都是看着他长大的，知道他到六岁还尿床，九岁时偷村东头黄阿公家的红薯被追得哭爹喊娘，不可能相信他是什么真命天子。有一次他到邻村传教，居然被人当成犯了疯病，按到担架上给抬了回来。屡受挫折，他只好和冯云山相约“云游天下”，到外面碰碰运气。洪仁玕对科举还有一点幻想，忙着赶考，没有参与他们的冒险。

    两个人首先想到了大城市广州，那里人烟繁盛，应该有戏。然而，广州人根本没耐心听这几个乡下人说“胡话”，整个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都走遍了，连一个人也没动员到。没有办法，他们又回头北上，进入消息闭塞的山区，这里倒多少有了点收获。历经磨难，他们终于掌握了中国秘密宗教的传教规律：一、只有在偏僻落后的地区，人们消息闭塞，头脑质拙，容易屈从于命运和鬼神，因此容易入教。

    二、免费治病，是传教的最佳手段。

    三、教主应该尽量神化自己，减少与教徒进行近距离的直接接触，以避免被人发现其口臭、六指儿之类暴露其凡俗属性的细节。

    于是，他们干脆长驱西进，来到大山丛中的广西，寄居洪秀全的表兄黄盛均家。

    1845年前后，广西桂平、贵县的山村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消息：从广东来的一个洪先生，曾经上过高天，见过天帝，被天帝封为太平天子，来到这里，劝人向善。洪先生有特异功能，“能令哑者开口，风瘫怪疾，信而即愈”。不管多么重的病，只要找他摸一摸头顶，口里念诵念诵，就会霍然而愈。求洪先生治病的人越来越多，不过洪先生很难见到，通常都是一个叫冯云山的人传话。这位洪先生平时居住在深山之中，来去无踪，一般人轻易见不着。据说有一个打柴人在山上遇到洪先生卧在一块大石头上睡着了，变成了一条盘在石上的白龙。据说这位洪先生还会腾云驾雾，一日行千里。

    洪先生和冯云山到处劝人敬拜上帝，劝人修善。“云若世人肯拜上帝者，无灾无难，不拜上帝者，蛇虎伤人。”还说，几年之后，天下将会大发瘟疫，信教的平安无事，不信的得家破人亡。

    五

    虽然费尽心机，发展了一百多个信徒，可是洪秀全的生活没有多大改善。因为深山中的这些穷苦人根本无力供养他们的教主。表兄家连着几个月的红薯粥实在倒了洪秀全的胃口。这样当教主，还不如回老家继续当“孩子王”。于是他对冯云山说：“表兄家苦，甚难过意。”意思是别传什么教了，还是回家过安稳日子吧。冯云山意志坚定，不同意撤退，二人“语言有拂逆”。洪秀全一甩袖子，撇下冯云山，自己回老家去了。

    如果没有几年后意外获知冯云山在广西传教获得巨大成功，洪秀全也许就此抛弃宗教家的身份，重归正常社会秩序之内，继续做大清朝的顺民了。如恩格斯所说，历史需要巨人，就肯定会产生巨人。但是这个巨人不会是意志薄弱的洪秀全。

    回到花县之后，洪秀全继续做起了私塾教师。然而“孩子王”的生活过了不久，他又厌烦了。他已经屡屡被证明是一个做事没有常性的人。他突然脑筋急转弯，既然自己对基督教这么熟悉，为什么不加入真正的教会，做一个领工资的职业宗教工作者呢？对于一贫如洗的他来说，这也是一个非常诱人的前景。

    1847年3月下旬，洪秀全来到广州，到传教士罗孝全那里学习基督教理。罗孝全对于一个中国人主动来“寻求真理”十分高兴，留他学习几个月后，组织了对他的面试，以决定是否让他受洗。洪秀全的前几个问题都回答得还不错，但是在一个不怎么重要的问题上，他却犯了错误。

    《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记载，罗孝全是这么说的：“成为教堂的一名成员并不是某种雇佣，也与金钱无关。我们不应出于邪恶的动机而加入教堂。”

    那意思就是说，入教不是为了谋生，也不是为了发财或者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

    这一下，洪秀全慌了。“受洗后获得教堂职位的薪金，在当时是正常的事。”（《太平天国的文献和历史》）别人都有工资，难道偏不发给我？他马上回答：“我穷，没有生活来源，加入教堂将丢掉我的职业，我不知以后将怎样维持生活。”这句话坏了事，教会认为他动机不纯，他没能入教。

    懊悔不已的洪秀全只好收拾行囊。他不想再回家面对那些笑容中暗含讥讽和怜悯的父老，于是决定重回广西去找冯云山，继续拿山寨版基督教碰运气。一路上，他都在后悔自己的愚蠢回答。细想一下，他提的根本不是个问题：入了教，教会自然会给自己资金。还是自己的脑筋太笨了！

    因为这一偶然，“洪秀全与基督教会擦肩而过”。如果他顺利入了教，很有可能以一个温饱而体面的传教士为职业了此一生，这个偶然推动了他命运的又一个转弯。《天国的陨落》因此这样评论道：“这是洪秀全一生中的一大转折点，对洪秀全本人乃至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起义

    一

    中国的农民起义，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自秦始皇以来，每隔百十年，华夏大地上就会有一次农民起义来“沉重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调整生产关系，迫使后继王朝调整统治政策，推动历史前进”。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我们耳熟能详：陈胜吴广、红巾黄巾、瓦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这些大型起义之外，地区性、局部性的起义更是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据学者们统计，仅清代，清初以后二百多年间，散见于《清实录》的农民起义就在三百次以上，每年平均逾一次半。

    然而，略略翻一翻世界史，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规律似乎主要在中国有效。西方的农民起义为数甚少。西欧从公元八世纪起，史书上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到十六世纪，八百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七八次。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西罗马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内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锐，但没有发生一次导致改朝换代的全民族革命。

    中国的农民起义使命是改朝换代，规模巨大。而西方农民起义则更像是一种社会运动，破坏性远较中国为小。公元1024年的法国布列塔尼起义，以恢复古老的村社制度为目标。1525年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主要目的是宗教方面的——为了增进“上帝的荣耀”，实现“基督教兄弟之爱”。997年，诺曼底农民举行过一次大起义。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说，这次起义的原因是农民要“按自己的法规来使用森林附属地和水源”。

    如果把起义简单地等同于革命，我们几乎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尚武、最关心政治的农民。

    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众所周知，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最能吃苦、最能承受社会不公正的一个群体。

    这样的一群人甘愿以生命为代价来选择起义，解释只能有一个——他们别无选择。

    二

    中国农民被称为“民”“百姓”，而西方农民被称为“农奴”。从字面上看，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远高于西方。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被控制得最严密的一个群体。

    早在商鞅和孟子时代，政治家们就已认定，只有让农民处于既不“转死沟壑”，又无“余粟”、“余力”、“余智”去“舍本而事末”，使他们世世代代“死徙无出乡”，才能保证天下太平。从极早开始，中国政治家们就发明了“户口制度”和“保甲制度”这双重控制体系，天涯海角内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被毫无遗漏地织入国家行政网络之内。在这个控制体系中，居民们一生下来就被登记注册，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并且相互监视，实行连坐。一家有罪，邻里遭殃。

    这种控制，实际上比西欧那种庄园农奴制度对农奴的束缚要严密得多。

    与此同时，历代政府又坚持不懈地阻断民间社会自发组织的渠道，厉行打击民间的宗教组织和集会结社行为，使农民在政治上永远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比如元代政府禁止汉人划龙舟、赶集、夜间点灯。靠白莲教红巾军起家的朱元璋登基后立刻取缔了白莲教。大清律则明确规定，百姓之间结拜兄弟是犯罪行为。

    如此严密的社会控制，目的当然是为了“万世一系”，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们的财富以供养自己。中国政权对农民征课的各种租税，实际上总是远远超过官方字面上的“十五税一”、“三十税一”之类的限额。从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农民，只有在农民起义后建立的一个新王朝初期的三十年内，能够在温饱之后略有所余。而其余大多数时间里，他们都处在为温饱而奋斗终生的处境之下。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欧洲农奴比起来要低得多。据学者推算，去掉赋税后，中国农民人均占有粮食通常低于640斤。而中世纪欧洲一个农奴的年粮食消费量就达到1070斤。而且，就连这么低下的生活水平，也时常被大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毁坏。

    专制权力只会越来越贪婪。每当一个王朝进入它的中后期，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官僚队伍总是像肿瘤一般，进入无法抑制的膨胀阶段。与此同时，人口越来越多，人均占有资源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掉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线下。饿殍遍地、鬻儿卖女，是每一个王朝末期必然出现的悲惨景象。

    三

    西欧的农奴不仅比中国商、周时候的“众人”、“农夫”具有高得多的独立性，就是较之秦汉以后的“百姓”也拥有较大的自主活动余地。他们吃的是面包和肉。他们当然也有可能受到过度的侵害，但是由于西方社会从来没有发展到如中国这样高度一元化、高度刚性的状态，所以农民们在与领主利益发生冲突时，往往有各种反抗的渠道，比如联合起来向国王进行请愿。欧洲国王的王权是脆弱的，国王也需要依靠普通百姓的力量，来与贵族博弈。这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形成一定程度的契约关系。当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被统治阶级有渠道进行申诉，不同利益集团会坐到一张谈判桌上来协调各方的关系。这就是西方社会没有中国这样多而且剧烈的农民起义的原因。

    中国农民却没有类似的申诉渠道。他们是被堵住了嘴巴并且被分割成一盘散沙的“沉默的大多数”，是社会中最容易受损害的群体。他们没有组织起来推举自己的代言人来与其他阶层博弈的可能，而“青天大老爷”在史书中出现的次数又太少。拦轿喊冤、进京上访，不但困难重重，而且成功的概率实在太小。在忍无可忍之时，他们也会自发选择聚众示威甚至小规模暴乱等手段来进行抗争。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的抗争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这种自发组织起来的行为，触犯了历代统治者的大忌，帝王们对这类行为从来都是严厉打击，决不手软。

    让我们来看一个典型案例。

    乾隆皇帝统治后期，由于人口激增，地租迅速上涨，在全国许多地方出现了佃户要求减租的社会风潮。一开始，这种申诉活动是和平的，老百姓通过直接向县令跪求或者罢市的方式进行。然而，官府不是不闻不问，就是敷衍过去。于是，有的地方采取了比较激烈的行动。乾隆十一年，福建人罗日光等人“聚众会议”，暴力抗租。群众性的暴力事件触动了帝国最敏感的政治神经，这一事件立刻被报告到皇帝那里，乾隆很快专门下达了谕令：罗日光等借减租起衅，逞凶不法，此风渐不可长，著严拿从重究处，以惩凶顽，毋得疏纵……

    乾隆皇帝本人是一个非常重视民生的君主。他当政时，曾多次普免天下钱粮。甚至，他在诗文中对饥肠辘辘的百姓也颇具同情、怜悯之心，至于“所愧泽末薄”“辗转增叹息”一类悯农自责之句更是比比皆是。但是，当“安定”与“百姓疾苦”发生冲突时，他毫不迟疑地选择了前者。他担心以下抗上的“刁风”一开，会威胁到“纲纪”，逐渐动摇大清的基础。对此类群众闹事，他必亲下谕旨，屡屡强调“此等刁风，不可长也，当严拿务获首犯奏闻”、“严行究治，以惩刁风，毋得稍存姑息”、“刁风由兹斯长，不可不为远忧也”，要求各地官员务必把动乱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

    关于民众与政府的纠纷，乾隆帝讲过一句至为精彩的话：“州县乃民之父母，以子民讦其父母，朕岂肯听一面之词，开挟制之风。譬如祖虽爱其孙，必不使其恃恩反抗父母，此等刁风断不可长！”

    官员是民之父母，那么皇帝自然是民之祖父了。祖父虽然爱孙子，但是绝对不会助长孙子反抗其父母的恶习。因为，你今天反抗了父母，明天你就会反抗祖父。

    这就是君主专制统治的逻辑。

    在这种思维的禁锢下，政府面对百姓，永远是一副严厉的面孔，绝不认错，从不退让，永远保持着不断逼近的姿态；百姓面对官府，永远是一种恐惧、躲避和驯服的表情，永远只有不断退却、无限度忍让这一种选择。一方过于蛮横，缺乏约束；一方过于懦弱，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在这样一个没有自我纠错能力的传统社会里，当官进民退到逼近生存这一底线时，只剩下造反这一种可能。

    四

    “造反”，在旧时代的语言里，是最丑陋、最罪恶、最让人避之不及的两个字。

    造反不仅意味着一个农民要冒满门抄斩的风险，而且意味着他要与自己的世界观、道德规范或者说“纲常”为敌。广大农民们受的教育是“造反有罪”。正如宋江所说，上山入伙，“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益？”。

    只有死到临头时，农民们才会把手伸向身边那本来可以属于他们的粮食：民有不甘心死亡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间有（被捕）获者亦恬不知畏，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如为盗而死，犹得为饱鬼也。”

    反正怎么都是一个死，相比之下，饿死和做强盗被杀死相比，还是被杀死为好。因为死前，毕竟能饱食几天。

    中国的农民“起义”，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叫天天不应呼地地不灵后的歇斯底里，而不是一种有计划、有意识、有组织的行动。

    一人带头，群起响应。在大多数情况下，缺的只是“出头的椽子”。

    这些“起义领袖”，很多不过是一群被饥饿折磨得丧失了理智的人。他们中的很多人也许并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是“起义”。然而，从抢到第一袋米开始，他们就成了盗贼，成了最罪恶的人，他们稀里糊涂中，发现自己居然成了整个社会的敌人和猎物，成了官兵围剿的对象。他们只好随手拿起身边的菜刀和锄头，试图抵抗一下。

    于是，“起义”开始了。

    皇帝梦

    一

    阅读了堆积如山的原始资料之后，我不得不说，许多书籍过多地强调了历代起义者的天理，有意识地忽略了他们的人欲，似乎每一个起义者都是怀抱着“民胞物与”、“解放全人类”的雄伟理想揭竿而起的。

    事实上，几乎每一次农民起义背后的主要推动力之一都是对财富和地位的向往。这种向往光明正大、顺理成章，本也毋庸讳言。人欲就是天理。当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秩序不能满足大多数人的温饱所需之时，他们有天然的权利来改变这种秩序。

    在关于洪秀全的研究中，人们充分注意到了他创立宗教时对“四海一家”、“天下为公”、“清平好世界”的追求，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他谋生的考虑。

    回到紫荆山区的洪秀全惊讶地发现，他这个教主已经今非昔比了——冯云山在这里已经发展出了两千多名教徒。

    在洪秀全走后，冯云山进入大山，靠给人家担泥、拾粪、割田打谷等谋生，锲而不舍地惨淡经营。由于洪秀全不在现场，冯云山的造神运动少了许多干扰，进展得更为方便顺利，终于以紫荆山为中心，形成了一股相当大的宗教势力。

    洪秀全这次真正尝到了做教主的滋味。《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和《太平天国史》记载，在他的信徒中，不光有穷人，还有一些实力雄厚的地主。比如曾玉珍一族，“全族人丁繁盛，各有田产屋宇，境况已颇富裕”。韦昌辉家也“颇有田产”，“每年可收入稻谷六万斤”，入会后，“不惜家产，恭膺帝命，同扶真主”。钟礼芳“居乡贸易钱米”，多次为拜上帝教“礼献钱米”。洪秀全和其他宗教上层领袖已经可以过上顿顿吃肉的上等人的生活了。

    更为重要的是，洪秀全发现自己已经成了一个真正的“神”。教徒们对他顶礼膜拜，眼中充满了敬畏和虔诚。他的每一句无心的话、每一个下意识的举动都被认为是有意义的。他用过的每一件东西都成了圣品，被信徒们珍藏。他只消点一下头，这些可怜的人就会毫无保留地向他献上珍馐、财产直至自己的女儿。据王庆成编注的《天父天兄圣旨》记载，他凭几句话就建立起了“公库”制度，信徒“已经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款，交给公库，每人的衣食都由这笔钱支付，平均享用”。从《天父天兄圣旨》及《北华捷报》相关报道推测，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前，洪秀全已经有了十五位左右的“娘娘”。

    洪秀全大喜过望。直到这时，他才确定宗教之路是正确选择——宗教把他从无价值、无地位、无尊严的绝望之渊中拯救出来，使这个“高不成、低不就”的“失败者”变戏法一样成了天底下最有价值、最有地位、最有尊严的“神”。

    仅仅几个月之前，做一个有工资的教堂工作人员就能让洪秀全感激涕零，如今，这种小国王式的生活当然让他飘飘欲仙、心满意足。如果不是遇上广西群雄鼎沸烽烟遍地的“革命大潮”，洪秀全很可能满足于这种地下的富贵，以一个秘密教主的身份终此一生。这种事情，在中国历史上有许多先例。

    二

    民间宗教或者迷信与农民起义的结合，自始至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定势。东汉末年，黄巾军大起义，凭借的是张角创立的“太平道”。北宋的方腊起义和钟相、杨幺起义，利用的是“摩尼教”。元末红巾军起义的主要精神力量是白莲教。这一宗教后来生命力如此强大，以至于明清两代的所有农民起义，几乎都有白莲教背景。

    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得出结论，那些创建宗教的人，都想推翻政府、称王称帝。虽然欲望是没有边界的，但理性使教主们不得不小心从事。事实上，历史上更多的教主满足于“温饱”。他们稳健而谨慎、狡猾而现实，把教门经营成了一桩兴隆的“地下买卖”，境界最高者甚至成了子孙世袭的“地下王朝”，既回避了风险，又获得了最大化的利益。这其中的典型就是清代中前期“八卦教”（也就是“荣华会”、“天理教”的前身）首领刘家。

    山东单县人刘佐臣在康熙初年创立了“八卦教”。这个教门杂糅儒释道三家，而以儒家思想为主旋律。刘佐臣宣称，宇宙三世分别由李老君、释迦如来佛和孔夫子掌管。他说自己是孔子转世，也就是宇宙的最后主宰。

    这一教门的最大特点是特别善于敛财。它的组织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庞大的敛钱系统，其原理与传销大同小异：各地分支机构像地主收租一样，定期收取教徒的“会费”，说是“以出钱多寡定来生福泽厚薄”，说这些钱是“往西天取金沙费用”。这些会费层层盘剥，层层上交。谁发展的下线多，谁抽的头也多。当然，最大的抽头者是刘佐臣，所有的钱，最后都有一部分会层层汇总到山东刘家。

    配合这种敛钱体系，刘佐臣在教门内部推行“儒教专制化”。他用儒学纲常为教内纪律服务，强调分尊卑、明长幼，要求信徒们“非礼勿听，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他在教内建立了严格的层级体系，按官位大小，依次分肥。到嘉庆年间，这个教派的层级体系发展完善到与一个王朝相似：“秋仕”相当于秀才，“麦仕”相当于举人，“号官”相当于县官，“法官”相当于知府，教主当然就相当于皇帝，教内成了专制小朝廷。教主到各地视察，有专人打前站，见面时“文武大臣”分列两旁，山呼万岁，对“皇帝”之命唯命是从。甚至“皇帝”说自己流下的鼻涕是玉浆，信徒们也抢着吃。

    这一教门的另一个特点，也是最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它是一个世袭的宗教。刘佐臣精明无比，一开始就将这一教门设计成刘氏家族的“吃饭本儿”。他既称自己是孔子转世，又称孔子世世代代在刘家转世下去。因此从康熙初年至嘉庆二十二年间，虽然屡遭政府打击，但他的后代始终充当“八卦教”教首，传承六代，历时一个半世纪，几乎像一个王朝。

    为了保持既得利益，这一教派一直保持地下状态，从不公开活动。它满足于事实上的“小王朝”，而绝不对现实秩序发动任何挑战。不但不挑战，它甚至还地上地下两不耽误。刘佐臣死后，他儿子刘儒汉继续经营。刘家已经积累了相当多的财富，刘儒汉已经不再满足于充当地下“邪教”教首，还想获得现实世界的“功名利禄”。于是他在康熙四十五年捐官，花了银子1700两，外加1040石大米，共合4600余两白银，“旋由捐纳选授山西荣河县知县”，走马上任，给大清朝服务去了。直到康熙五十八年“犯案”，被“参回原籍”，他一共做了十几年清朝的地方官。

    及至乾隆年间，刘家的财富积累得更多。乾隆皇帝打击这个教门，抄家时起获大小贮银罐27个，共计白银12427两，黄金一小锭，二两五钱。此外，还有“田庄数处，地数十顷”。这当然都是教徒们的奉献。

    当然，世袭现象并不是“八卦教”的专利，明清时期，这样的教门层出不穷，比如“黄天教”的李家、江南“斋教”的姚家、“清茶门”的王家等。他们的家族统治有五代，有十代，长达一二百年甚至二三百年之久。和王朝的统治者一样，这些世袭宗教教主都热爱稳定，即使在动乱之时，这些家族也很少有揭竿而起者。这种不参与政治的做法，事实证明是十分明智的。林清等少数几个违背“八卦教”传统、举起造反大旗的人，最后的结果无一不是殒身灭族。

    三

    在开始创立拜上帝教时，洪秀全并没有想到要公开造反。王庆成在《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中令人信服地证明，洪秀全首次去广西传教时，并没有任何革命思想，他“所宣传的并没有超越《劝世良言》的范围。谁都承认，《劝世良言》不是一本革命的书；相反，它实际上是一本教人不革命的书”。

    回到花县之后，洪秀全写了一些阐述其教义的文章，比如《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与我们猜测的不同，这些文章宣传的不是造反，相反，它们批判造反。王庆成说：“（《原道救世歌》）糅合了基督教和儒家的思想、用语，苦口婆心地劝世人拜上帝，学正人，捐妄念。如诗歌的题名所示，这是当时的洪秀全为了拯救邪恶社会的‘救世’方案。这个方案，也没有任何反对现存统治秩序的革命倾向。”这首诗歌中甚至谩骂李自成、黄巢、项羽这些起义领袖为草寇，诅咒起义和战争：嗜杀人民为草寇，到底岂能免祸灾？

    白起项羽终自刎，黄巢李闯安在哉！

    ……很显然，第二次进入广西之前，洪秀全还是只想收徒敛钱，建立秘密天国，以地下温饱富贵为满足。但是第二次入广西后，形势与前次已经大有不同。

    道光三十年的大清王朝，从各个方面都已经显露出彻底崩溃的征兆。特别是在天高皇帝远的广西，政府的控制力已经下降到极点。广西本来就是“会道门”遍地之处，国势衰微，越来越多的人试图一逞。《论粤西贼情兵事始末》记载：“道光二十七、八年间，楚匪之雷再浩、李元发两次阑入粤境，土匪陈亚溃等相继滋事，小之开角打单，大之攻城劫狱，浸成燎原之势。”道光三十年夏秋，陈亚贵等起义军一度攻占荔浦、修仁、迁江县城。广西形势大乱，各地乡绅纷纷组织团练，镇压本地的“会道门”。拜上帝教也在团练们敌视的范围之内，数次与之发生冲突。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拜上帝会”想安安静静地建设自己的地下天国已经不可能。

    不过，洪秀全及其高层干部还是权衡了很长时间。毕竟，造反的风险每个人都知道，前车之鉴更是比比皆是。比如“天理教”起义就是一个错误。林清本来可以像他的前辈刘佐臣一样，自己广置妻妾，吃香的，喝辣的，把“天理教”经营成世袭教派。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野心过度膨胀的结果是他被凌迟处死。

    但是，此时的形势和林清之时确实有所不同。大清王朝的灭亡已经是可以预见的事，而这时拜上帝教信徒已经发展到了一万多人，趁乱起兵以图大事，似乎已经有了资本。更何况，除了“救民于倒悬”的“革命大志”外，毋庸讳言，洪秀全的“皇帝梦”和高级部下的“将相梦”潜伏多年，此时像一头跃跃欲试的小兽，早已按捺不住了。

    四

    “做皇帝”恐怕曾经是旧时代每个男子的白日梦的内容。这是传统中国人尘世梦想的极峰。这不足为奇，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男人恐怕都梦想过当皇帝、当国王。问题是，将这个梦想付诸实际操作的中国人，肯定多过世界上其他国家之总和。事实上，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每一个朝代，不管是国力强大还是空虚，统治清明还是混乱，都有许多被“皇帝梦”所驱动的人试图一逞英雄。

    清末民初，有一个叫张相文的人，搜索历史上的成王和败寇，写成两卷的《帝贼谱》。他草草搜罗的结果是七百余人曾妄图称帝。我们可以确切地说，这只不过是九牛之一毛。过去的一千多年中，中华大地上每年都会有将皇帝梦付诸实践者。

    阅读其他国家的历史，我们极少发现类似的“皇帝案”。王学泰先生在一篇文章中说：“一位同事从日本游学回来，谈到日本民俗时说到，他曾问过日本学者：“日本人有没有想当天皇的？”那位日本朋友很惊讶低说：“那怎么可能呢？天皇是神啊。”欧洲历史上也出现过许多次农民或者说农奴起义，但是这些农奴起义的领导者极少称王称帝，“他们的理想是回到古老的农村公社去，以恢复被农奴制度贬低和摧残了的自身价值”。而不是像中国农民这样，建立新的王朝。我们也许有充足的理由说，“皇帝梦”是中国这块古老土地的“特产”之一。

    五

    中国社会自秦始皇以后，就与众不同。用程歗先生在《晚清乡土意识》一书中的话来说就是：“中国农民和欧洲农奴的反抗斗争就具有不同的心理基础。欧洲农奴的生活方式产生不了以夺取皇权为目标的反抗意识，而中国的农民起义……无不是企图依照传统王朝的权力模式，建立农民的理想王朝。”

    世界上其他传统社会，大多缺乏流动性。无论是西欧和日本的封建社会，还是印度的种姓制度，各阶级都藩篱森严，大门紧闭。贵族永远是贵族，农奴永远是农奴，武士永远是武士。人们缺乏奋斗意识，更愿意听从命运的摆布。

    而中国独不然。秦始皇早在两千年前就扫灭了贵族阶层，除皇帝外，一定程度上“人人平等”。唐太宗又成功地运行了科举制，建立了最“公平”的官员选拔机制。因此，中国传统社会很早以前看起来就十分“现代”，存在着社会垂直流动的大量机会。潘维《中国党政体制——现行政体的由来》中说：“就传统官僚专制社会所具有的社会流动程度而言，中国可以说是人类前资本主义社会中最具阶层开放性结构的社会。”

    这种流动性，用文雅的词汇说，“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则是“富不过三代”。相对其他文明来说，中国社会中没有不可突破的森严壁垒，每个人都有通过自己的奋斗改变命运的一线之机，所以中国人奋斗意识是世界最强的。

    中国人改变命运，无非以下几种方式：一是通过克勤克俭的努力，发家致富，由贫农而富农，而地主，而大地主；二是通过供孩子读书，孩子“十年寒窗”后，一朝中第，“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带得全家鸡犬升天；三则是奇迹般的“发迹变泰”。这是宋代以后流行于民间社会的演义评书中最受听众欢迎的内容。

    而“发迹变泰”故事中，最为刺激的当然是由一介平民而成为天子。事实上，这种故事由刘邦第一个以其亲身实践讲述之后，历代效法者无穷。特别是唐代以后，中国的皇帝大多是起自底层。这种示范效应令“发迹变泰”故事在民间四处流传，导致了“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流传。

    事实上，“做皇帝”以及“拥立皇帝”已经是传统中国人的奋斗途径之一。

    中国历史上重复过无数次的一个雷同情节是，一些人发现身边的某人“有异相”，遂死心塌地地跟随他谋大事，以图“泼天的富贵”。

    冯云山这个有一定文化素养的人那么迅速地成为洪秀全最坚定的信徒，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洪秀全的面相。冯云山会相面，他“少与洪秀全同学，尝谓秀全多异相，豁达大度，有王者风。因历举古今成败事说秀全，教以起事。以故二人深相勾结”。

    王伦之所以起义，除了“梦见是龙”外，精于相面的梵伟对他的持续鼓动也功不可没。史载，梵伟“妄谈天文谶纬”、善于巫术，他经常对王伦说：“予阅人多矣，莫有如君者。即若辈位至督抚，衣锦食肉，能生杀人，亦徒拥虚名，按其才与貌，终出君下。予以君擘画，十年当为君姓上加白，毋自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