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妈妈和姑姑娜嘉都不在家。他们到那个常骑着一头灰色小马的老军官家里去参加婴儿受洗的宴会了。为要等他们回来，格利沙、安尼雅、阿辽沙、索尼雅和厨娘的儿子安德烈坐在饭厅里饭桌旁边玩“罗多”[20]。凭良心说，现在已经到他们该睡觉的时候了，可是没有听到妈妈讲一讲那个受洗的婴儿生得怎么样，他们晚饭吃了些什么菜，怎么睡得着呢？饭桌由一盏吊灯照亮，桌面上杂七杂八地放着一些有数字的纸板、核桃壳、小纸片、小玻璃片。每个赌客面前都有两张纸牌和一堆用来凑出数字的小玻璃片。桌子正中放着一个白色茶碟，上面摆着五枚一戈比铜钱。茶碟旁边有一个没有吃完的苹果、一把剪刀和一个盘子，那个盘子是经大人叮嘱用来放核桃壳的。孩子们在赌钱。赌注是一戈比。他们定下一条规矩：谁要是作弊，就把谁立时轰走。饭厅里除了那些赌客以外，一个外人也没有。保姆阿加菲雅·伊凡诺芙娜在楼下厨房里坐着，在那儿教厨娘裁衣服。他们的哥哥瓦夏是五年级学生，在客厅里长沙发上躺着，感到烦闷无聊。

    他们赌得很起劲。格利沙脸上带着最起劲的神情。这个男孩才九岁，身材矮小，头发剃光，露出头皮，脸蛋胖乎乎的，嘴唇厚得像黑人。他已经在读预备班，因而算是大孩子，而且是极其聪明的孩子了。他赌博纯粹是为赢钱。要不是茶碟里放着些小钱，他早就去睡了。他那对褐色的小眼睛不安而嫉妒地瞟着赌伴们的纸牌。他生怕赢不到钱，又嫉妒别人，再加上他那剃光的脑袋里充满钱财方面的考虑，这就使他不能安静地坐着，不能集中精神。他不住地扭动身子，就跟坐在针毡上似的。一旦赌赢，他就贪婪地把钱抓过来，马上放进他的口袋。他的妹妹安尼雅是个八岁的女孩，生着尖下巴和亮晶晶的聪明眼睛，她也怕别人赌赢。她脸上红一阵白一阵，眼睛尖利地盯住那些赌客。她倒不是对小钱发生兴趣。赌运，对她来说，是个面子问题。另一个妹妹索尼雅是个六岁的女孩，头发拳曲，她的脸色只有极其健康的孩子、贵重的洋娃娃以及糖果盒上画着的儿童才会有。她是为赌博而赌博。她脸上洋溢着感动的神情。不管谁赢，她一概放声大笑，连连拍手。阿辽沙是个丰满圆润的小胖子，气喘吁吁，鼻子里呼呼地响，瞪大眼睛看着纸板。他既不贪财，也不爱面子。只要不把他从桌子旁边赶走，不打发他睡觉，他就感激不尽了。从表面上看，他是无所谓的，可是论他的心肠，他却是个十足的小坏包。他坐在这儿与其说是为了玩“罗多”，倒不如说是为了欣赏赌博的时候难免发生的纠纷。要是有谁动手打人，或者开口骂人，他总是高兴得非同小可。他早就该出去一会儿[21]，然而他一分钟也没离开过那张桌子，生怕别人趁他不在，偷他的碎玻璃片和戈比。由于他只了解一位的数字和以零结尾的数字，安尼雅就替他计算。第五个赌伴是厨娘的儿子安德烈，他是个皮肤黝黑而且带着病容的男孩，穿着花布衬衫，胸前戴着铜十字架，站在那儿不动，呆呆地瞧着那些数字。他对赌赢，对别人的成功，一概漠不关心，因为他把全部心思都用在这种赌博的数字上，用在这种赌博的毫不复杂的哲学上：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各不相同的数字啊，而且那么多的数字怎么就会不弄乱呢！

    所有的孩子，除了索尼雅和阿辽沙以外，都依次喊出数字。由于数字过于单调，他们就在赌博中造出许多专门用语和令人发笑的外号。比方说，那些赌客把七叫作拨火棍，十一叫作两根小棒槌，七十七叫作谢敏·谢敏内奇，九十叫作老爷爷，等等。赌博进行得很活跃。

    “三十二！”格利沙从他父亲的帽子里取出一个个黄色圆纸筒，喊道，“二十七！拨火棍！二十八，满地爬！”

    安尼雅看出安德烈错过了二十八。换了旁的时候，她就会对他指出来，可是现在她的虚荣心跟碟子里的小钱混在一起了，她反而洋洋得意。

    “二十三！”格利沙继续喊道，“谢敏·谢敏内奇！九！”

    “茶婆虫！茶婆虫！”索尼雅指着爬过桌面的一个茶婆虫叫道，“哎呀！”

    “别打死它，”阿辽沙用男低音说，“也许它有孩子。……”

    索尼雅目送茶婆虫爬走，心里想着它的孩子们：那些茶婆虫的子女一定小得很！

    “四十三！一！”格利沙继续喊道，想到安尼雅快要赢了而感到痛苦，“六！”

    “赢了！这一盘我赢了！”索尼雅叫道，卖俏地转动着眼珠，扬声大笑。

    赌伴们都拉长了脸。

    “要查对一下！”格利沙说，带着憎恨的神情瞧着索尼雅。

    格利沙凭着身为大孩子和最聪明的孩子的权利，担任了发号施令的角色。他要怎么办，大家就怎么办。他们把索尼雅的纸牌仔细查对很久，可是使得她的赌伴们大为扫兴的是，她并没有作弊。下一盘开始了。

    “昨天我看见一件什么事啊！”安尼雅仿佛自言自语地说，“菲里普·菲里培奇不知怎么一来把眼皮翻出来了，他的眼睛就变得又红又吓人，像个魔鬼似的。”

    “我也看见了，”格利沙说，“八！我们那儿有个学生，他的耳朵会动。二十七！”

    安德烈抬起眼睛来看着格利沙，想一想，说：

    “我的耳朵也会动。……”

    “好，你动一下！”

    安德烈就动眼睛，动嘴唇，动手指头，自以为耳朵也动起来了。这就引起了哄堂大笑。

    “这个菲里普·菲里培奇不是好人，”索尼雅叹道，“昨天他到我们儿童室来，可我当时光穿着衬衫。……我觉得这太不像话了！”

    “我赢了！”格利沙忽然叫道，一把抓住茶碟里的钱，“要是你们高兴的话，你们就查对！”

    厨娘的儿子抬起眼睛来，脸色变白。

    “那么，我不能再玩了。”他小声说。

    “为什么？”

    “因为……因为我已经没有钱了。”

    “没有钱就不能玩！”格利沙说。

    安德烈不死心，再把手伸进口袋里摸一摸。他在口袋里什么也没有摸到，只找到些面包渣和一小截咬过的铅笔，他就撇着嘴，难过得眨巴眼睛。他马上就要哭出来了。……

    “我替你出钱！”索尼雅受不了他那痛苦的目光，说，“不过要注意，你以后得还给我。”

    钱凑齐了，赌博又继续进行。

    “好像什么地方在打钟。”安尼雅瞪大眼睛说。

    大家都停止赌博，张开嘴，瞧着黑暗的窗子。黑暗的窗外闪着那盏灯的映影。

    “听起来像在打钟。”

    “夜间只有墓园里才打钟……”安德烈说。

    “那儿为什么要打钟呢？”

    “好叫强盗不要溜进教堂去。他们怕钟声。”

    “可是强盗溜进教堂去干什么？”索尼雅问。

    “谁都知道他们干什么：他们要杀死看守人呗！”

    在沉默中过了一分钟。大家面面相觑，打了个冷战，继续赌博。这一回是安德烈赢了。

    “他作弊。”阿辽沙平白无故地用男低音说。

    “你胡说，我没作弊！”

    安德烈脸色苍白，撇着嘴，接着朝阿辽沙的脑袋啪的打了一下！阿辽沙气得瞪圆眼睛，跳起来，跪在桌子上，这回轮到他打人了，就啪的一声打了安德烈一个嘴巴！这两个人又互相打一记耳光，大声哭叫起来。索尼雅受不了这样可怕的局面，也哭起来，紧跟着饭厅里响彻了各种调门的哭声。然而您不要以为这样一来，赌博就结束了。五分钟还没过去，那些孩子却又扬声大笑，和和气气地互相谈话了。他们的脸上带着泪痕，可是这并没妨碍他们微笑。阿辽沙甚至很快乐：果然起了纠纷！

    五年级学生瓦夏走进饭厅里来。他带着睡意，显出心灰意懒的样子。

    “这真岂有此理！”他想，眼睛瞧着格利沙，格利沙正摸索他的口袋，口袋里的戈比叮当作响，“难道能给孩子钱吗？难道能容许孩子狂赌吗？不用说，这种教育可太妙了！岂有此理！”

    可是孩子们玩得那么津津有味，连他自己也想插一手，试一试运气了。

    “等一等，我也坐下来一块儿玩。”他说。

    “那你下一戈比的赌注！”

    “我马上就下，”他说着，把手伸进口袋里去摸，“我没有戈比，不过，喏，我有一个卢布。我下这个卢布好了。”

    “不，不，不……要下一戈比！”

    “你们真傻。要知道，无论如何卢布总比戈比值钱啊，”中学生解释说，“谁赢了，谁就找给我零钱！”

    “不行，对不起！你走开！”

    五年级学生耸起肩膀，走到厨房里去向仆人们要零钱。偏偏厨房里也一个戈比都没有。

    “既是这样，你换给我一点零钱吧，”他从厨房里回来，缠住格利沙说，“以后我会把你换的钱还给你。你不愿意？那好，你花十戈比把这个卢布买去吧。”

    格利沙斜起眼睛怀疑地瞧着瓦夏：莫非这里头有诈，莫非这是个圈套？

    “我不干。”他说，护住他的口袋。

    瓦夏开始发脾气，骂人，说这些赌客是蠢货，脑筋是铁打的。

    “瓦夏，我来替你下赌注！”索尼雅说，“你坐下。”

    中学生就坐下来，在自己面前放两张纸牌。安尼雅开始喊数。

    “我把一戈比掉在地下了！”格利沙忽然用激动的声调声明说，“等一等！”

    他们把灯取下来，爬到桌子底下去找那个戈比。他们的手抓到痰和核桃壳，他们的头互相碰撞，然而戈比却没有找到。他们重新再找，一直到瓦夏从格利沙手里夺过那盏灯来，把它放回原处才算罢休。格利沙继续摸着黑找。

    不过最后那个戈比总算找到了。赌客们就围着桌子坐下，打算继续赌博。

    “索尼雅睡着了！”阿辽沙声明说。

    索尼雅把生着鬈发的头枕在胳膊上，睡得舒服，踏实，酣畅，仿佛一个钟头以前就睡熟了似的。她是在别人找戈比的时候无意中睡着的。

    “你到妈妈床上去躺着吧！”安尼雅说着，扶她走出饭厅。“走！”

    大家一齐送她出去，大约五分钟后，妈妈的床上就出现了一副有趣的景象。索尼雅睡着了。阿辽沙在她身旁打起鼾来。格利沙和安尼雅把头枕在他们的腿上，睡着了。厨娘的儿子安德烈顺便也在这儿挤着躺下。那些戈比丢在他们身旁，已经失去原来的威力，要等下一次赌博才会有用了。晚安！